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湯恩佳:六類儒家行動起來,努力弘揚孔子儒家思想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

本人今天應邀前來中國人民大學參加孔子研究院成立掛牌盛典和“孔子與當代”國際學術研討會,有機會和各位歡聚一堂,暢談孔子思想對現代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心中感到萬分興奮。 中國人民大學是培養公務員的搖籃,建校六十多年來,共為國家培養了二十多萬各類人才。貴校一貫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紀校長也多次在不同場合呼籲重視人文社會科學的地位和作用,他批評我們國家過去一些“左”和右的東西的影響,以及急功近利的社會氛圍,導致社會上很多人把人文社會科學看低了。他認為人文社會科學也會形成社會生產力,對於物質產品的形成能起重大作用。紀校長強調,自然科學和人文社會科學是“鳥之兩翼”,“車之兩輪”,社會的發展缺一不可。一個國家如果沒有文化的底蘊,沒有一種人文精神,沒有一種價值導向,社會向何種方向發展就成了大問題了。如果沒有正確的價值判斷,自然科學給人類帶來的是福是禍,就很難講了。核技術、克隆技術、基因技術,沒有一個正確的價值判斷,完全可以禍害人類,而非造福人類。 我非常贊成紀寶成校長的這些觀點。二零零一年九月十九日我曾捐贈一座孔聖大銅像立於中國人民大學的校園,一年之後的今天,孔子研究院又掛牌成立了。中國人民大學在紀寶成校長的領導之下,在人文社會科學的建設方面,有如此迅速的進展,實在使我感到欣慰。 發展人文社會科學離不開研究、繼承和弘揚孔子儒家思想。孔子是世界十大思想家之首,他的思想不但影響了中國社會二千多年,也傳播到世界各地,成了世界人文社會科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貴校成立孔子研究院,正是適應今天中國社會發展的趨勢,順應世界和平發展潮流的需要,具有深刻的重大的現實意義。對此,我謹代表香港孔教學院全體同仁表示衷心的祝賀! 弘揚孔子儒家思想,不僅僅是某些專業人士的職責,而是整個中華民族炎黃子孫共同參與的偉大事業, 需要社會各階層、各行各業行動起來,按照孔子儒家思想去踐行,才能讓孔子儒家思想的光芒照耀中華大地,惠及廣大人民。我認爲,全世界大致可以分爲六個階層的儒家,即儒學、儒教、儒商、儒官、儒將、儒醫。他們的共同特徵是:遵照孔夫子及歷代各位賢者的教導,按照仁、義、禮、智、信五常去做人行事。由於以上各類儒家所處的境況不同,這就要求他們在踐行仁、義、禮、智、信五常之時,要結合自身的境況,結合自己的職業特徵,形成既相同又有所差別的行爲規範。 儒學:即是以憂國、憂民、憂道的憂患意識,去研究儒家經典,去探討儒家文化現象,闡發孔子儒家思想,踐行孔子儒家思想,宣揚孔子儒家思想。由於儒學本質上是生命實踐的學問,不是一種工具化的客觀知識,所以,從事儒學研究與從事其他社會科學、自然科學研究不同,不是將儒家經典作爲獨立於自己之外的客體來加以研究,而是研究者自己要進入其中,身在其中,以自己的生命實踐來踐行儒家大道,來驗證儒家思想,才能真正體會和理解儒家思想。在儒學研究中還有一個普遍存在的現象,即由於長期以來受全盤西化思潮的影響,長期接受西方知識體系的教育,許多人或明或暗地、自覺不自覺地以西方文化爲中心,將儒家經典切成材料的碎片,放在西方文化的邏輯框架中。大家知道,西方文化和中國的孔子儒家思想,在過去幾千年各有自己的源頭,各自獨立發展,相互之間的交流與影響,乃是出現在儒學自成體系之後。因此,正宗的儒學並不是按西方的文化觀念和邏輯結構構建的,而是有其自身獨有的概念和邏輯結構,現代儒學必須重建孔子儒家思想的理論結構。 儒教:是儒學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宗教信仰相結合而形成的。在漫長的中國歷史長河中,儒教被尊爲國教,同國家政權牢固地結合在一起,孔子儒家思想成爲中華民族的精神軸心。儒教當今的困境,實際上是由長期的全盤西化或全盤蘇化而造成的,是帝國主義文化侵略的惡果。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儒教按照現代社會政教分離的原則,將孔子儒家思想與中華民族傳統的宗教信仰結合起來,形成自主的宗教組織,在國家憲法與法律的規範與保護下開展活動,教化民衆,啓迪民智,培養人倫道德,提高人文素質。在此方面,香港孔教學院同仁已走在前列,實踐證明,孔教學院七十多年來是個愛國愛港的團體,在多任院長的領導下,以弘揚聖道、匡正人心、興學辦校、培養青年爲職志,一本立己立人、樹木樹人之旨,夙夜孜孜,未嘗稍懈。 儒商:按儒家仁、義、禮、智、信五常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均可稱之爲儒商。日本在戰後迅速復興,亞洲四小龍的騰飛,東南亞華人企業家的成功,都一再向世人證明,只有將中華傳統的儒家思想同西方的社會管理制度和科學技術結合起來,才能走上經濟發展的健康道路。正是在這條大道上,出現了一批又一批儒商。儒商古已有之,孔子的得意門生子貢就是春秋戰國時代的大儒商。孔子說過:“富而可求也,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論語·述而》)由此說明,孔子思想與經商是不會相衝突的,相反,只要我們認真去讀《論語》,從中吸取智慧,必定有助於經濟事業的發展。我在經濟上所獲得的小小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歸功於《論語》的教誨。 儒商應當具備如下四大特徵: 第一,“仁者愛人”。儒家有名言:“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仁者以生財爲手段,以自身的發展爲目的,以保護自己的生命、人格、尊嚴、榮譽爲目的,達到立功、立言、立德的不朽境界。不仁者則是以自身的生命、人格、尊嚴爲手段,以發財賺錢爲目的,爲了錢,不惜以身試法,以生命爲代價;爲了錢,不惜出賣人格尊嚴;爲了錢,貪贓枉法、坑蒙拐騙,落得個身敗名裂。有了“仁者愛人”的胸懷,才有服務大衆的奉獻精神,才有博施濟衆的善行,最終就能“得道多助”,從而獲得經濟事業的發展。 第二,“見利思義。”儒商作爲一個經濟人,體現了一個利字;又作爲一個道德人,體現一個義字。儒商天天同“利”字打交道,但又必須堅持正義與公平,以正義和公平作爲利益取捨的根本原則,合於正義之標準的利,可以取之,正所謂:“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違背正義之標準的利,則必棄之,正如蘇軾所說:“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賦》) 第三,“自強不息”。如果是“以身發財”,除了錢之外沒有其他目的,當財富積累到一定程度時,就只會揮霍享受,小富即安,喪失了不斷進取的動力。如果是“以財發身”,爲了利國利民的事業不斷發展,爲了踐行仁義大道,就必須不斷進取,勇往直前。 第四,“誠信爲本”:誠爲體,信爲用,有誠實、真誠之體,則有信譽、信用、守信之用。若無誠實、真誠之體,則信譽、信用、守信都喪失其存在之基礎,變爲欺騙性、虛僞性的信譽、信用、守信。誠者,即是真實的善性之自然顯現,真與善是相統一的。“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中庸》)只有做到了善,才能做到誠。如果一個人內心是醜惡的,要在社會上立足,必然要用花言巧語和欺騙性行爲僞裝自己,就無法做到誠。 儒官:儒官就是按照儒家的官德從政爲官,在社會生活中起表率作用。中國人的倫理觀在是現實生活中培養的,官員作爲社會公共權力的履行者和公共事務的管理者,在現實生活中是最有影響力的。因此,民風直接受政風的影響,當政風清明之時,民風淳厚;政風腐敗之時,民德墮落;在中國社會生活中普遍存在“上行下效”的規律,它要求我們的道德建設應先從官德抓起,然後用官德去影響民德。 作爲官員,與其他職業最大的不同之處是手中掌握著權利,權利意味著獲得了支配別人的力量,權利既可用於謀求公共利益,也可用於謀求個人利益。因此,職務犯罪比較容易出現在官員身上,濫用權力、貪污受賄、官商勾結、以權謀利、道德墮落等的現象,歷朝歷代都相當普遍地存在。歷代王朝都制定了懲治貪官贓官的法律,但是,由於法律是由統治集團制定的,體現的是統治集團的利益,而且,統治集團內部相互勾結,許多時候,貪官贓官並不會得到相應的懲罰。因此,在古代社會一個官員到底是以權謀私還是以權服務於公衆,主要就取決於官員自身道德素質。 西周時,要求官員有“六德”,即“知、仁、聖、義、中、和”。唐朝儒官的官德即是“四善”:“一曰德義有聞,二曰清慎明著,三曰公平可稱,四曰恪勤匪懈。”根據孔子儒家思想,我認爲,儒官應當具備以下特徵:第一,忠誠,即忠於人民,忠於祖國,忠於職守。第二, 公正,即秉公辦事,不以一己之私利而損害公衆利益。第三,廉潔 。官員的合法收入是有限的,因此,每個官員必須從生活上嚴格要求自己,過一種儉樸的生活,“儉則無貪淫之累,故能成其廉”(石成金《傳家寶》三集卷二《群珠》) 第四,勤政。官員的工作職責是有很大彈性的,主要靠自己的自覺性,可多做,也可少做。因此,必須培養勤政之德,才會盡心盡力去爲人民服務。 儒將:依照孔子儒家思想從事軍事活動的將領及戰士,謂之儒將。軍事將領及戰士手中掌握著殺人武器,若不以一定的道德原則作爲行爲之標準,濫用武力,或以武力自恃,謀求一己之私,則對社會之危害非同小可。中國儒將之典範當爲關羽。由於關羽符合中國人民心目中的道德理想,人們對他懷著崇敬之情,將他神化,關羽成爲與“文聖”孔子相應的“武聖”。佛教尊之爲“伽藍神”,道教奉之爲“關聖帝君”,民衆視其爲武神、財神和保護商賈之神。全國各地設立關帝廟以祭祀之。關羽的道德精神,來自於儒家思想。關羽夜讀《春秋》,成了關羽之標準形象。“江表傳曰:羽好左氏傳 ,諷誦略皆上口”(《三國志·蜀書·關羽傳》注) 結合關羽之事迹,我們談一談儒將應當具備那些道德規範。 一曰仁。對人要有惻隱之心,對生命應有敬畏之情,才不致以殺人爲樂,濫殺無辜。此所謂“殺人亦有限,立國自有疆,苟能制侵淩,豈在多殺傷”。關羽“善待卒伍”,甚至對敵人也會“心中不忍”,其仁慈之心,可見一斑。 二曰義。武將手中掌握著殺人武器,又有尚武精神,如果不受制於義,恰如“童子操刀,其傷實多” 。《論語》中講:“君子有勇而無義爲亂,小人有勇而無義爲盜”。儒家提倡“吊民伐罪”之“義戰”, 反對窮兵黷武,渴望和平安寧。關公義重如山,知恩圖報,人們通過《三國演義》,盡知其義節。 三曰忠。儒將應忠於國家、忠於人民、忠於職守。儒將不僅會作戰,而且必須知道向誰作戰,爲誰作戰。關羽“降漢不降曹”,對劉備一片赤膽忠心,“然吾受劉將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陳炯明背叛孫中山先生,炮轟總統府,實爲不忠之典型。 四曰勇。戰場上隨時都有生命危險,勇敢之精神,最能體現軍人的職業特徵。關羽說:“勇將不怯死以苟免,壯士不毀節而求生”(見《三國演義》七十四回)關羽在戰場上“如入無人之境”、“誅文醜”、“過五關斬六將”,還有一段關於關羽神勇的千古佳話:“羽嘗爲流矢所中,……羽便伸臂令醫劈之,時羽適請諸將飲食相對,臂血流離,盈於盤器,而羽割炙引酒,言笑自若”。( 《三國志·蜀書·關羽傳》) 儒醫:醫患關係不同於一般的交易關係,作爲患者,通常不知道自己病的真實情況,更不可能清楚知道用何種手段、何種藥物,因此,患者很難對醫生形成有效的監督和制約機制,在此情況下,有不少的醫生充分利用這一點,爲了多賺錢,故意把輕病說成重病,把無病說成有病,儘量誘導病人多用藥、多檢查、用高檔藥。針對這種情況,法律常常是無能爲力的,因此,只能靠醫生的道德水平的提高來消除此種現象。要使醫生有羞恥之心,能夠走正道,只能用儒家仁心仁術的精神教導醫生,使之成爲儒醫。 衛生法制建設固然重要,但有兩個缺陷,一是:“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 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鹽鐵論·申韓》)二是:“夫禮者禁於將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後”(《漢書》卷四十八《賈誼傳》)當患者發覺受騙之後,對生命的傷害已經造成,無法彌補。 儒醫應當遵守的道德原則有這三條: 一曰仁心仁術:醫生對病人要有仁愛之心,看到病人的痛苦,看到病人家屬的憂慮,就會動惻隱之心,正如孟子所言:“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非所以內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譽于鄉党朋友也,非惡其聲而然也………惻隱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孫醜上》)不是爲了錢,也不是不了討好誰,發自內心的“不忍人之心”,就産生要盡力救治的衝動。孫思邈說:“凡大醫治病,必當安神定志,無欲無求,先發大慈惻隱之心,誓願普救含靈之苦” (《論大醫精誠》)有此仁愛之心,其醫術方能稱之爲仁術。 二曰敬畏生命:醫生必須有敬畏生命之意識,才會盡力救死扶傷。唐代醫學家孫思邈告誡人們:"人命至重,有貴千金"。天地之間,人的生命是最寶貴的:"天覆地載,萬物悉備,莫貴於人"《黃帝內經-素問》。 三曰懸壺濟世:濟世救人是醫生的工作目標。愛護患者的生命,關心患者的幸福,尊重患者的人格,保護患者的權利,實行醫學人道主義,是醫生的行爲準則。醫生要千方百計爲患者解除病痛,按照患者的健康需要爲他們服務,不論其身份高低或金錢報酬多寡,不分民族、性別、職業、地位、財産狀況,都應一視同仁。對那些貧困的人,更應當給予特別的關照。 四曰誠信無欺:醫生應當向患者及其家屬真實地陳述患者的病情,對症下藥,適量開藥,適當檢查,醫價公道,爭取讓病人以最少的代價治好病。 現在我向全世界六類儒家呼籲:我們要齊心協力,同心同德把孔子儒家思想的六大功能發揚光大: 一. 孔子儒家思想,能促進世界和平; 二 .孔子儒家思想,能提升全人類道德素質; 三. 孔子儒家思想,能與世界多元文化共存共榮; 四. 孔子儒家思想,能促進中國統一; 五. 孔子儒家思想,能成為中國56 個民族、13 億人民的精神軸心; 六. 孔子儒家思想,能達致與世界各宗教平起平坐。   弘揚孔子儒家思想是現今世界的當務之急。我們怎樣去弘揚孔儒思想呢?其實弘揚孔儒思想主要有兩個途徑:一是用儒學學術來推廣。但這祇能局限在學校,學者、專家,人數不多,佔群眾的比例太少,很難造就滿街滿巷都是聖人。就以今天為例,參加會議的人不算多,外面還有數百萬群眾未能參與,即使請他們參加研討,他們也未必有興趣去了解儒學的學術性理論。如恢愎宗教的組織形式來弘揚孔子思想是一條更廣大的渠道,易於普及,易於推廣,使孔教大眾化,普及化,讓全民都可以分享孔儒的精華,從而提高人民大眾的人文素質,增強中華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容易達致國家統一的局面,及能將孔儒思想傳播到世界每一角落。同時,也能以正氣的孔教壓倒各種形式的邪教,使中國的宗教民族化、本土化。但必需興建孔廟或孔子紀念堂以作配合,使人民群眾有敬拜孔聖的場所,有“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的地方。 我們可以預見,在全世界六大階層的儒家共同努力下,孔子儒家文化必將復興!這是一股不可阻擋的力量,也是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 弘揚孔子儒家思想其中一個最重要的方式,是把萬世師表孔聖誕辰日(夏曆八月廿七日)列為公眾假期,讓全民都知道中國有位聖人孔夫子,都學習孔夫子二千五百多年前的教誨,使孔子學說大眾化、普及化,吸取孔子的智慧為今天的社會繁榮昌盛、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