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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爱无形 大音希声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本刊记者 苟君厉 王小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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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在菏泽视察时,专门念诵了一幅对联,上联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下联是:“吃百姓之饭,穿百姓之衣,莫道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其实早在20多年前,任玉岭在北海任副市长期间就把这幅对联当成了他的座右铭。回北京后,他仍把这幅对联挂在北京的家里边。多少年来,任玉岭的一言一行、所作所为,始终把这幅对联当成一面镜子。从几十年来任玉岭的工作实际看,他真正是这幅对联的践行者。
作为《中国儒商》的记者,早有所闻任玉岭的业绩,他的名声早已如雷贯耳。特别是最近接连读到由世界知识出版社、红旗出版社等出版的《任玉岭谈经济》、《任玉岭建言城市化》、《任玉岭访谈录》、《任玉岭论三农》、《大国民生》、《中国政府参事论丛?任玉岭文集》及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华三百名城颂》等书籍之后,我便产生了对任玉岭进行采访的念头,并决定通过《中国儒商》把任玉岭介绍给广大读者。
 
        一、被总理牵挂之人


       2012年作为曾任两届全国政协常委、又为资深国务院参事的任玉岭因结肠癌住进医院进行手术。他本想瞒着大家,悄悄的住进医院,再悄悄的走出来就算了。可是他低估了自己的影响力和名声,怎么能瞒得住呢?找他的人太多、太多,一天找不到他都着急,更别说再做个手术修养20来天了。结果是不仅惊动了很多的单位、部门的朋友和领导,而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对于任玉岭参事的事情格外的关注和 关心。任玉岭在有关方面的关照下,不仅住进了最好的医院,而且是院长亲自为其做手术,手术出院后,这位院长还百忙之中登其家门对任玉岭进行回访。
       任玉岭手术后的第四天就到中南海参加了温家宝总理与国务院参事的座谈。那天温总理主持会议,首先提名任玉岭第一个发言。在发言之前,总理特别告诉大家说:“玉岭参事刚做了一个结肠癌手术,我们祝愿他早日康复!”
       由于任玉岭的保密工作做的好,到会的100多位国务院参事、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以及有关部委的部长们是不知道任玉岭生病的,听总理这么一讲,会后到任玉岭家探病的人是络绎不绝。有的部长和参事还让司机或秘书送来最好的保健品,并祝福任玉岭要好好休息。
       国务院参事室领导更是百般关注任玉岭的身体健康,分别安排任玉岭到海南、青岛、承德去疗养。手术后的任玉岭并没有把得病放在心上,国务院参事室陈进玉主任催促任玉岭去海南疗养他没去,后又催促他去青岛疗养他还没去,直到去年暑假期间,他才在夫人的陪伴下,在承德围场修养十天左右。
 
       也许冥冥中早有安排,注定任玉岭这一生的生活和工作都会与总理们有更多的交结。早在50年代,任玉岭读大学时,就曾当面聆听过周恩来总理的讲演。周总理在南开大学视察时,当其走进任玉岭所住宿舍时,任玉岭正好要去图书馆,出宿舍门时与总理来了个碰面。当他坐在图书馆阅览大厅正在聚精会神时,周总理又到了图书馆的阅览厅并与同学们进行交谈。任玉岭不仅感到十分幸运,而且为周总理的博学和风采所折服。
       上世纪80年代,任玉岭到国家科委工作不久就两次陪方毅副总理和姚依林副总理接待外宾。1994年常务副总理万里和副总理吴学谦都分别在中南海召见了任玉岭。2002年,64岁的任玉岭准备告老退休时,又被当时的国务院总理朱镕基聘任为国务院参事,担当起国家“智囊”的使命。2003年温家宝任总理后,又继续续聘任玉岭为国务院参事,2012年任玉岭又第三次被聘任为国务院参事。
        温家宝任国务院总理期间,不仅批示了任玉岭由国务院参事室上报的众多建议,而且还在网上阅读任玉岭在多种媒体上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国务院参事室主任陈进玉曾多次讲到:温总理说任玉岭所提意见、发表文章都很深刻而尖锐,但从来不越格。可见任玉岭的工作是得到总理的赞许的。
 

      二、战乱中成长之人


       任玉岭说,他的名字是战争的产物。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任玉岭的家住在河南省遂平县的县城内,1937年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后,中原地区进入了战乱状态,任玉岭的家迁到了遂平西部的嵖岈山寨,这里寨墙高筑直至山顶,呈现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情景。任玉岭的父母就在这个山寨内的一个濒临河边的岭上面住了下来,此后的1938年任玉岭在这里出生,“玉岭”即由此而得名。从1938年至1948年的十年中,任玉岭的家乡一直处在战乱之中,有名的“水、旱、蝗、汤”是河南的四大灾害,水灾、旱灾、蝗灾、兵荒马乱既给任玉岭的童年留下了难忘的深刻印象,也对任玉岭认识社会、做人素质、爱国情感进行了多方面的锤炼。至今任玉岭还记得1942年的蝗虫灾害,那时飞蝗之多,遮天蔽日,连住宅的门窗上都布满了蝗虫,蝗虫进入农田后,庄稼的叶子一扫而光。他更记得在小学读书期间,日寇的飞机就像乌鸦一样从学校上空飞过,机枪的扫射声声不断。任玉岭的童年,经常是说逃就逃,说跑就跑,有时走进山村,有时走进青纱帐。特别是遇上灾荒,还要吃树叶、野菜。灾后难民“吃大户”的场面,黄泛区被淹后的灾民逃难情景,都深深印在任玉岭幼小的心灵中。
         任玉岭仅小学就念了七个,他1943年入小学至1949年换了七个地方。2010年教育改革时,领导向部分国务院参事提出,要“回母校、当学生,进课堂”进行调查研究,与他同行的工作人员看到他除了要回大学、高中、初中听课外,还要到七个小学去调研,有些不可理解。但这是事实,任玉岭之所以念过七个小学,一是受战乱的影响,搬家迁徙所致,二是因为任玉岭小学期间善演讲,在县里每年两度演讲比赛中他总能获得一、二名,因此,两个教书的舅舅和教书的父亲所在学校都来争取他进行“跳槽”。上小学期间,任玉岭很是努力,当时的小学大楷、小楷为必修课,那时候练就的书法基本功,虽然后来60年没有提过毛笔,没能得到表现,但到2007年重提毛笔后,他的书法一鸣惊人,他现在是国家一级书法师,并被认定润格费每平尺48000元,其实这都是来自他的童子功。
 
        正是那个年代的艰难生活和战乱环境既练就了任玉岭应对生存的种种能力,也使他深感今日社会安定和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任玉岭不只是在学校成绩优异,在工作中业绩卓著,而且在生活中,他也是一个多面手。他由于童年就跟母亲烧火做饭,还经常下地打猪草,挖野菜,放牛、放驴、收麦子、摘棉花,因而学会了一套生活本领。任玉岭现在能在家做饭、炒菜、包饺子、擀面条,直至做比萨饼他都十分熟练。他还会做衣服、做木工,直至绣花他都十分内行。任玉岭自做的棉衣可以两面穿,绣的枕头至今还有保存,他用木头制的洗相机,在收入较低的年代,用这样的洗相机、自配洗像液洗出很多照片来。
        50年代初,任玉岭在河南念高中时,因离家远学费来源困难,他就利用假日去打工,一天一元两角五的收入,他一干就是一个假期,后来到天津南开大学读书时,他仍然发扬这个好习惯,利用假期打工,以补学费的不足。
这些生活的磨练,看是给任玉岭带来了艰辛,而实者是给任玉岭更多的锤炼。1958年,南开大学派了几十名学生到66军去学军,虽然冒着天寒地冻,他还是以3枪30环的成绩获得了优秀射手。1959年,中国科学院在南开大学选出20多人考察燕山,他在60多天的跋山涉水中,处处都能走在前面,并认识了几百种植物。1960年任玉岭被河北省选调到省委生活工作队,在长达3个多月每天只有四两玉米面,其它任何副食也没有的情况下,于沧州各地完成了任务。同年获得南开大学三好学生红旗手称号,并被学校抽调提前毕业担任教师。1964年他开始担当国家十年科技规划攻关项目负责人,在完成攻关任务的同时,还翻译出三套五册的专业书,于1973年交由科学出版社、化工出版社出版。
       

       三、勇攀科技高峰之人


       1964年,25岁的任玉岭,英姿勃发,风华正茂。这位曾担当过五年级生物化学大实验辅导教师的他,这年在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的岗位上接到一项重大任务——国家科技攻关项目之一的发酵法生产味精。并由任玉岭出任攻关组组长。
当年中国第一个十年科技攻关计划中,有7个项目落在了天津市。发酵法生产味精的科技攻关排第二位。这一项目的突破将迎来味精生产的一次革命。
 
       激动和担心在任玉岭心中交织着。激动是他得到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成为这个项目的牵头人;担心是因为自己大学毕业才三年的时间。年纪轻、资历浅,让他产生了压力。
       这样重的任务交给一个刚毕业三年的大学生,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那个人才极度缺乏的年代,大学生就是祖国的擎天柱,关键时刻必须冲上去。他们不可能像今天的大学生一样有着“慢慢培养”的机会,也不可能在实验室里百转千回地一次次练习、一次次“滑翔”。生在电闪雷鸣中的雄鹰,注定在羽翼渐有丰满时,便要飞跃高空,搏击风雪。
       现在的人也许不能想象在那个年代,味精在中国人的餐桌上有多么奢侈。由于技术的落后,当时要用32吨小麦才能生产出一吨味精。一方面生产用材比例大,一方面粮食极度匮乏,两者相遇造成的结果就是,很多百姓都没听到过味精这个词,更别说用到一日三餐中。
       因是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得到了天津市全力支持,一支汇集了包括北大、南开、复旦在内的十多名中国名校大学毕业生的队伍成立了。此后,为开展中间试验,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又给他们配备了十多名工人。
       连同中国科学院微生物所、轻工业部发酵研究所和天津化学厂的协作人员,二十几个年轻人,肩负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使命,肩负着中国味精的变革。
       由于时间紧、任务重,任玉岭经常吃住在实验室和试验车间里。车间里没有床,困的时候他就在车间的楼棚板上睡觉、过夜。没有枕头就找块砖头,没有褥子就铺几张报纸,没有棉被就盖工作服。在党和人民交给的任务面前,一切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

       为了进行摇瓶发酵试验,没有摇床,任玉岭就凭他在抗菌素工厂看到的摇床模样用纸板做出模型,请师傅加工制作。
       每一个环节,任玉岭都身体力行、事必躬亲。他是项目的领头人,却也是事事参与的苦力工。他扛、抬、背、抱样样走在前面。那时间经常要扛面粉袋倒向葡萄糖水解罐,任玉岭经常是一次扛两袋。为了用活性炭与棉花制造细菌过滤器,他亲自与炭和棉花打交道,不顾炭粉的飞扬进行装填。
       历经700多个日日夜夜,经过近万次的试验,发酵法生产味精终于提前研制成功。在这群年轻人的努力下,中国告别了32吨小麦生产一吨味精的巨大量比,变成5吨薯干生产一吨味精。
       任玉岭站在了天津市科学会堂的讲台上,激情盎然、侃侃而谈。来自全国多所著名大学、中国科学院各有关研究所的知名教授、专家和轻工业部及中国科学院、国家科委及天津市的领导们,云集而至,倾听着这位年轻的科技攻关带头人讲述他 们的研究成果。成果鉴定专家组对此 作出了全面推广的肯定。天津日报用头版整版刊登了《年轻人敢想敢干,敢攀世界高峰》的文章,国家科委以较高密级出版了这一科技成果报告。
       随着发酵法生产味精的技术的成功,220家味精厂如井喷般涌出在中国的大地。与味精有关的企业也同步发展起来。迄今,用发酵技术生产味精的年产量已达200万吨。
        然而,正在天津市工业微生物研究所要为这个项目申请国家科学奖、要给任玉岭晋升工程师时,文化大革命来临了。他的项目组长也在夺权风暴中去掉了。
       “文革”期间,任玉岭曾被拉出去“陪斗走资派”。所谓“陪斗”就是戴着大牌子站在被批斗的领导边上,听着人们数落领导的各种“罪行”。就这样,任玉岭顶着“走资派的红人”、“修正主义苗子”、“臭知识分子”的帽子,边陪斗边在科研领域继续攀登。
      以后的几年中,任玉岭不负重望,带领着科研队伍完成了发酵法生产甘露醇、生产糖化酶和酶法制葡萄糖的研究。他还参与了柠檬酸研究的中间试验,并组织参与了甘露醇、酶法制葡萄糖的建厂与试车投产。
 

       四、开创民营企业之人

       1984年,在国家科委新技术局的办公室里,任玉岭翻阅到一份《国务会议纪要》,纪要传达了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要求:“公司制度是当代最佳的企业管理模式,中国还没有公司制企业,要在全国大力提倡兴建公司。”
此时的任玉岭40出头,风华正劲。作为中国较早出国考察的人,他已经走访了欧美亚十多个国家。他亲眼看到国外公司的兴起,他也有着将国外的新理念引进中国、发展中国的想法。这份简报正与任玉岭的内心撞出火花。他想起了他带头研究  的味精,他想起了在中国大地上迅速“开花”的味精企业已有200多家,因市场开拓后劲不足,遇到了发展的种种困难。
       任玉岭拿起电话,打给曾和自己一起奋斗在科研战线上的战友们。
       “我想建一个‘中国味精技术公司’,推动味精生产技术提高,帮助全国的味精企业快步发展,将这个产业繁荣、壮大。你有没有兴趣,我们一起来做好不好?”
       朋友们一听是任玉岭的电话,确信任玉岭指出的前进方向是光明的,大有作为的,于是都表示支持。
       有了朋友们的支持,任玉岭起草了个报告,分别报给商业部、轻工部、中国食品协会。商业部和中国食品协会很快给了批示,同意进行组建。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胡启立也在报告上批下了“像这样的公司建的越多越好。”
       中国味精技术公司顺利地组建。他与上海市冯容保同时担任董事长。此时的任玉岭想起了中美科技政策讨论会上,美国科学家提出的“用高工资、好设备、好条件吸引留学生回国,吸引外国专家来华从事研究”的话,他和创业者们商议,要存  精华去糟粕,将外国优秀的东西引进到中国,引进公司。
       在他的推进下,公司进行了几项改革。一是进人才不要档案,只需两名董事推荐,以此回避调人难;二是实行高工资,比外面高三倍以上;三是实行小汽车办公,提高工作效率;四是扩大开放力度,建起顾问委员会、专家委员会、记者联谊会;五是组织技术小分队,专门向企业推广新菌种,以提高味精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六是公司实行董事会监督、总经理负责制。

 
       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这是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在中国的大地上吹起、这是紧闭已久的祖国大门刚刚推开,任玉岭竟然作如此的改革,实属大胆。他高瞻远瞩、目光如炬,他看到了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大趋势。从这件事情上也可以看出,他和他的团队都不是一般的人。
        任玉岭参与、牵头的事总是做得大刀阔斧,与众不同。在他的推进下,公司很快置于社会名流、专家和新闻单位的关注、关心下。新体制、新机制也最大限度地调动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中国味精技术公司当年创利润600万元。
       任玉岭和这个公司的管理者们,又以爱国者的目光,高屋建瓴,把公司赚到的钱,无偿送给一批年轻人去创业。不求回报,不求感恩,只求国家富强得更快、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迈得更大。
“太太乐公司”创始人便是那批受益者之一,他用那些钱发展了事业,服务了中国人民,推动了中国经济。2013年春节到来之时,太太乐创始人也是今天这个集团公司的董事长荣耀中于2013年2月6日15点49分给任玉岭发出了这样的手机短信:“任老师,2012年太太乐鸡精产销超越十万吨,一亿个家庭、20万个餐馆,过四亿的消费者享受到舌尖上的鲜美。在庆祝这一成就时,不仅想到您在1984年对我的关心和支持,心存感激和美好回忆,祝您春节快乐、身体健康,希望在春暖花开时请您来上海指导、观叙。学生荣耀中敬上。”
       在资助年轻人创业的同时,中国味精技术公司还热衷于开发新技术。
      “战略”在决战中起到的是决胜作用。任玉岭的战略思维不是与生俱来的,是他的经历和实践给他了睿智和眼光,更是改革开放的春风过早的沐浴了他的思想和灵魂。

       在一个国际会议上,任玉岭拿到了日本协和株式会社关于用味精开发多种汤料与调味料的有关介绍,这些虽然只是宣传品,但使任玉岭深受启发,他随即把这些材料送到中国味精技术公司,要求下属组织力量进行开发。由于公司管理现代,人们的积极性高涨很快,用中国的原料开发出29种汤料和调味料研发成功,并在广西南宁进行了技术鉴定。由此,味精市场由原来4万吨就明显滞销的局面,迅速得到改变。时至今日,味精年产量已经超过200万吨。
       正当任玉岭欲“乘风破浪、直挂云帆”之际,“政府人员不能兼职公司工作”的文件,让这个在商海中刚刚搏击了一个回合的战士,又不得不回到国家科委。
回到国家科委的任玉岭同时出任两个处的处长,在国家科委中国生物工程中心担任了酶工程及发酵工程处处长、咨询与推广处处长。
 

      五、助推“中国星火”之人


      任玉岭辞去味精公司董事长职务后,国家科委生物工程中心主任金发楠得知他组建的味精技术公司成绩斐然,便劝他以生物中心名义也办一个类似的技术推广机构。
      任玉岭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在商海中游了一圈儿,让他对那片“大海”产生了特殊情感。那片“海”中有太多的金子可挖。作为一名搞科研出身的人,他如同带了一副望远镜、放大镜,金子的踪迹被他看得一清二楚。
      他经过再三考虑,并与啤酒界的权威专家管敦化商定,决定对啤酒新技术进行推广。那时候中国的啤酒产量不足100万吨,当他得知德国每人每年要消耗365瓶啤酒时,任玉岭认为啤酒一定需要大发展。
       在此前中美科技政策会议上,当年任玉岭提出中国应该将技术开发重点放在实用技术上,这时,他依然认为这个方向是正确的。实用技术在中国不但要推广,而且要大力推广!
      任玉岭将这个想法向金发楠主任汇报后,金发楠非常高兴。正巧赶上国家科委副主任杨浚要到广东、广西出差,其秘书因要在人民大学参加考试不能陪同,金发楠觉得这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他找到任玉岭说:“杨主任要出差,身边没秘书,  你就陪他去。在路上你给他讲讲你在中国味精技术公司的做法,为啤酒新技术推广要500万的启动资金。”

      “密谋”之后,任玉岭随杨浚主任出发了。
      那时国家科委由副总理方毅兼主任,下面只设两个副主任。而且杨主任出访,不像现在都要声势浩大的带上一批局长和处长。杨浚主任这次仅有任玉岭一人陪同,行程半个月,考察目的地是广东和广西。

      任玉岭在路上向杨浚主任讲了中国味精技术公司怎样通过技术服务小分队推广味精技术,又怎样在第一年赢利600万元的事情后,他向杨浚主任提出:“杨主任,我们生物中心想在啤酒新技术方面作一些推广工作,需要500万资金,恳请领导  帮助解决?”任玉岭“殷勤”过后,说出了主题。
      杨浚是什么人,那也是人中精英。他是福建人,曾经转战祖国大江南北,在吉林石化、北京燕山石化做过领导,深知技术推广对企业发展的重要。他听了任玉岭的详细介绍后,认为任玉岭的想法是可取的,是对国家发展有益的,是可以支持的。
      “给你们700万,只要能做好这个项目。”杨浚果断地回答了任玉岭,并增加200万元。
      任玉岭高兴极了,暗想:“500万变成700万,金发楠主任若是知道还不乐坏了。”他恨不得马上将这个好消息告诉金发楠。但在杨浚面前,他还要保持淡定。
 两人在广东一路走去,新项目一个个在杨浚眼前出现,尤其是那些从国外企业引进的项目,看得人目不暇接。每遇到一个项目,杨浚就问身边这位秘书:“你认为这个项目怎么样?能不能在全国推广。”
    “可以,这个项目不错!”任玉岭据实而答。
    “这个呢?也能在全国推广?”
    “非常值得推广!”任玉岭也为改革开放后在广东出现这么多新项目而兴奋,他不但帮着杨浚分析这些项目的前景,还盘算着如何在全国推广。
      十几天的考察结束后,杨浚郑重地对任玉岭说:“有这么多新的技术可以推广,答应你的那700万先不给了。”
      听到这话,任玉岭有点傻眼。
      “这不是说你提的啤酒新技术推广计划不搞了,我们可以搞一个适用新技术整体推广计划,啤酒技术推广可在这个计划的盘子里统筹支持。”杨浚说道。
     任玉岭回想这一路看到的新项目,他的心也是激情澎湃。啤酒技术推广只是一个项目,要是将一路上看到的那些项目都推向全国,那该对国家的发展起多大作用!!
      任玉岭比单纯推广啤酒新技术还兴奋。在这次考察中,任玉岭和杨浚一样,看到了一座宝藏,一座可以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的宝藏。
      回北京不久,杨浚副主任向科委提出了搞一个适用新技术推广计划的设想,适用新技术推广计划进入了创立阶段,有人将其更名为“星火燎原计划”。意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后由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将其改为“星火计划”。

        味精公司的实践和这次陪同杨浚主任的考察,启发了后来被人们称为“星火计划之父”的杨浚的思维,而且使杨浚主任孕育了“国家星火计划”的“胎儿”。任玉岭一直感到很值得,也使任玉岭从杨浚主任立足实际统揽全局的战略思维中受到教育和启发。
       正因为“星火计划”的形成过程与任玉岭有直接关系,所以任玉岭在后来执行“星火计划”的过程中工作。他除同时担任中国生物中心酶工程及发酵工程处处长、咨询推广处处长外,还负责“星火计划”中的六个方面的技术开发与推广。包括  生物技术、酒类、饮料、食用菌、保健品及中药材、饲料及饲料添加剂等等。
       从他管理的这些行业类别来看,任玉岭在中国改革经济中唱的是重头戏。他的工作成绩,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影响着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
        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干白葡萄酒、干红葡萄酒;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低度酒,就连五粮液酒厂生产的也都是高度酒;那个时代,中国还没有矿泉水,走在路上的人们渴了,只能喝从家里自带的凉开水;那个时代,培植食用菌的技术并不普及,想吃,还要费力地去野外满山遍野地寻找……
        作为“星火计划”的项目负责人之一,任玉岭发挥自己懂技术,有过开发研制、有过出国考察的各种长处,他抓出了中国第一个干白葡萄酒(沙城)、第一个干红葡萄酒(昌黎);随后,任玉岭瞅准低度酒在市场上的需求空间,促成五粮液厂低度酒的推出;为了推动食用菌发展,任玉岭写出长达15000字的文章——《要想富种蘑菇》。除在杂志刊登外,任玉岭又如同不知疲惫的骏马一样,应邀到几个省去讲解种蘑菇的诀窍和前景,为蘑菇种植者实地指导;在饲料开发方面,任玉岭亲自推动了广东顺德县北滘镇饲料添加剂厂的建立,并同地方政府人员一起到加拿大温尼伯引进技术和装备……
人的一生精力是有限的,任玉岭却用他自身的行动向世人证明着“人的精力可以无限”。在孜孜不倦地开发推广着新项目的同时,任玉岭也注意引进国外技术和产品。
 
        配餐西红柿在现今早已不是稀罕物,可那时谁见过?人们吃的都是用手捧拿的“大柿子”。还是任玉岭,他走到哪里都惦记着祖国,一如惦记他那慈祥的老母亲。在一次出国考察期间,任玉岭悄悄摘了几颗配餐西红柿放在兜里,然后将种子取出带回国内,他是为了让中国人的餐桌上多一种味道,多一种色彩。正是这几颗“火种”在中国引燃,丰富了中国人的餐桌。他把这些种子交给农科院的科技人员繁殖扩种后,配餐西红柿在中国大片推广;为了让香蕉不再成为人们的奢侈品,任玉岭推动了中国首个组织培养香蕉种苗厂的建设;随后他没花一分钱又把活性干酵母保存决窍引进中国,并在实施中全力支持了中国第一家活性干酵母厂“安琪儿”的建设。
       之后,任玉岭又参与了中国星火总公司的组建。并被任命为中国星火总公司的总工程师,主管计划和国际合作。此时的任玉岭更忙了。他经常奔走于全国各地推动“星火计划”项目的实施。为了“星火计划”,他两次去日本九州大分县学习“一村一品”运动,也就是各村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发展自己的的特色农业品种。他也是第一个向国内介绍“一村一品”运动,并通过培训班,把“一村一品”推到基层的人;此外,远在1990年他就提出在“农村建立‘公司+农户’的合作组织”,不仅写出了上万字的报告。而且亲自到培训班上讲解培训。
 

    六、汗洒北海热土之人


      在北海,老百姓都知道:任玉岭做事是拼命三郎。
      有文章讲到,任玉岭的工作,是以健康为代价。在中国官场,说有人还以生命和健康为代价去做工作,恐怕有人说这是罕见之“返祖现象”。且不说这是“返祖”还是“承祖”,但任玉岭就是其中一个。
      他一天上午作四场报告。1990年他回北京14天,跑了76个单位进行汇报,并邀请有关方面到北海进行考察。他大会小会讲,逢会必讲北海。讲北海如何重要。讲北海要引进“三种人”:带眼镜的人(知识分子),讲普通话的人(外地人),讲外国语的人(华侨和外国人)。他说只有人文交汇,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济才能发展,城市才能繁荣。讲北海的得天独厚,有优裕的“三S”——海水、阳光、砂子。说北海银滩沙细白,水温净,浪柔软,无海鲨鱼,自净能力强。他说北海从不用讲稿,可以随时随地把北海的变化,新人新事新发展新成就总结进去。
       说几年前,在北海吃碗面条都很困难,但今天不同了。四川担担面、山西刀削面、兰州拉面、天津打卤面、北京炸酱面、朝鲜冷面,在北海一应俱全。要是吃包子,杭州小笼包子、上海南翔包子、天津狗不理包子,北海都有生产。要是吃火锅,美国曼哈顿火锅、日本火锅、韩国火锅、广东火锅、北京火锅、四川火锅,北海全有了……
      任玉岭宣传北海有点走火人魔。那形容着实令人感动。
      他坐火车,也没有忘记用列车播音宣传北海。当人家得知他是这个城市的副市长,又这么热爱自己的城市时,都被他感动。有些人还就此调整了出行路线,借道北海进行参观。
      1990年的五一节,他在北京。本来可以陪同爱人孩子走一走已经陌生了的公园和商店,但听说南开校友会化学分会在中关村开会,他二话没说就跑去了。并向老同学提出,在会上介绍一下北海的情况。下午又跑到清华大学,召集了在北京学习的北海人,宣讲北海的前景,要他们学成归来,为北海作贡献。
有一年任玉岭同20多个城市的市长们在美国访问,遇上纽约美国之音的记者来采访。美国之音的记者当然不丑,而且彬彬有礼,但市长们见了都一个劲往后退。说什么嘛!怎么说?国内又没有指示。政坛生涯经验丰富的市长们都懂得,此时此刻,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但任玉岭往前走。他第一个说,我来讲。他接受了采访,在大洋彼岸说北海。
      这就是任玉岭。
       据不完全的统计,四年间,他在各种国内国际会议上介绍北海就有600多场。许多会议都是很有影响的,比如五省七方经济协作会、西南市长联席会、少数民族地区市长年会、全国区域经济年会、沿海开放城市科技工作会、中国开发区发展会、世界和平周科学讨论会、全国政协会、市场经济研讨会、海岛开发会、科技兴市会、海峡两岸经济研讨会、全国高技术工作会、国际信息咨询会、投资环境最优城市评选会等等。中央电台、国际广播电台、北京电台,都给他作过录音转播或现场直播。
      他的“说法”,一般都是很鼓动人的。 一次他通过中国科学院秘书长张云岗联系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汇报北海情况,本来只安排听20分钟汇报的周院长,却听了一个小时还要多。最后他还请秘书长安排任玉岭到中国产学研大会上作报告。    任玉岭报完北海的情况后,《科学时报》头版位置以“富有煽动性的演讲”为题,介绍了任玉岭的报告。
       北海的知名度,北海的发展,无不与任玉岭的宣传直接相关。
       宣传,只是任玉岭的一个侧面。
       还有更重要的一个面,是玩命的干。
       他1989年9月由国家科委选派到北海挂职,89年的除夕之夜,为了利用奥地利贷款建设一个工厂,他是在汽车上度过的。90年的元旦是在飞机上度过。那一年的春节,大年初二离开病榻上的母亲乘车赶回北海安排建设项目。母亲在床上说,你有事就走吧!不要耽误公家的事。任玉岭真的走了。国事、家事、天下事,忠孝不能两全。坐在火车上,任玉岭心里酸酸的。他万万没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他与母亲的诀别。后来母亲去世,他没有见上一面。母亲魂归西天的时候,他也是往西,去首府南宁汇报工作。
       有一年,他回北京办公,但在京6天,竞没有时间同家人一起吃过一顿饭。
       1993年6月,北海市决定在10月举办国际珍珠节。为了充分展示北海的发展成就,责成任玉岭负责搞一个大型的展览馆。但那时只是会上的一道军令牌,至于出资单位、建筑单位、选址、展馆图纸,连个影还没有。4个月时间都已经不足了,但最后还是如期搞出来一个大型展览馆。4个月中,任玉岭日夜守在工地上,经常夜间一、二点钟到工地进行检查。有一天深夜,突然停电。搅拌罐里的水泥浆倒不出来,凝固了就要拖工期。电话不通,他和一位处长冒雨赶到电力局值班室,人家不相信市长会三更半夜来,敲不开门。任副市长只好把名片一张一张塞进去,不是任副市长哪有这么多名片?塞了好多张名片人家才相信。门开了,值班人员二话没有,背上工具就跟任玉岭走。展览最后是如期举行,但任玉岭的嗓子喊哑了,腰肌也劳损了。后来,《光明日报》报道这件事时说,这个北海速度比深圳速度还要快。
       也许读者读了以上这几句简约的叙述,心中幻化出的是一个干部仅仅是在那里指手划脚,吆吆喝喝,那就错矣!
       1994年,他为接待一个院士考察团,连夜赶材料,白天又连轴转,得不到休息,导致发烧感冒。
        他跑到医院,对医生说,用什么药都可以,尽可能剂量大一些,以便早日康复,不致于影响工作。医生给他同时用了两种抗菌素,重感冒是止住了,但因白血球大幅度下降,又留下了另外的病根。从此,他的鼻窦和咽喉有了严重的问题。
        在工作岗位上做出了病,然后又因病不能更好地工作,要求退下来。把自己的位置让给更有作为的人。这样的做法和想法非常符合党的原则。但这实在的做法,需要一种“傻”的精神。但21世纪都即将到来了,屡经“运动”的中国人,傻的已经不多了。
       但我们的任副市长依然“傻”。
       他的座右铭是:“得一官不荣,失一官不辱”,“责在人先,利居众后”。
 

    七、建言国是,敢讲真话之人


       任玉岭60岁后的15年来,担当国务院参事兼做全国政协常委和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他一年365天,有250多天在外边,在路上。有人给他做过统计,每年他至少要调研22个省、市及自治区以上,有的省一年要去七八趟。面对社会上发生的各种新矛盾、新困难和新的问题,他都发愤忘食,甚至拖着带病之躯亲力亲为,深入实际调查研究。我国人民大多数都是农民,农村理所当然成了他调查的重点。任玉岭到农村有三必看:看学校、看农户、看医院。为了摸清教育资源不平衡的问题,尤其是贫困地区的教育问题,广西百色、贵州黔东南、湖北恩施、云南怒江、河南驻马店、山西韩城等地区到处布满了他的足迹。为了解边境地区、民族地区的教育情况,他曾经两次赴云南怒江地区。当他得知当地学生交通不便,每天都必须溜索时,他不顾70多岁的高龄、不顾酸痛的肩膀、不顾滔滔的怒江水的咆哮,亲自溜索,往返于两山之间,亲自体验学生上学的艰难和危险。
       媒体对于“任玉岭现象”进行剖析说:“任玉岭之所以成为 ‘一面旗帜’,是因为在其身上具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特点,首先是对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负责,其二是言论大胆、开放、具有建设性。”对于这一点在他的日常生活和为人处世上也可见一斑。一次全国政协考察京剧的生存问题上,任玉岭担任团长。率领京剧名家杨春霞、孙毓敏、刘秀荣、胡芝风、谭孝曾、张学津、武季梅、王立军、孙萍等赴湖北、云南、甘肃、陕西、宁夏五省两市考察。出身清华大学物理系,又做了梅兰芳关门弟子和从师周信芳的胡芝风大师,对于任玉岭出任团长能否达到效果十分担心。但是仅仅两天之后,她对任玉岭极端敬业和热爱人民的赤诚之心,肃然起敬。任玉岭的人格、人品感动了大师,这位大师专门为《中国政协》撰文写下《任玉岭委员印象记》,文中高度赞扬了任玉岭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品格。一次由李蒙副主席带队的一个视察团,来到云南长江第一湾的学校视察时,发现学校十分困难。作为副团长的任玉岭,当即掏出身上仅有的1000多元捐给学校,带动了视察团的其他人员纷纷捐助,很快将一万多元现金和80多本字典,捐到了学校。
       时至今日,任玉岭还清楚记得02年春节发生在天津的一件事情。“玉岭啊,等我病重时,我就把这个喝下去”。他是一个老党员、一位老厂长、老工会主席。作为为国家建设付出了青春的老干部,在晚年,竟然为自己准备了一瓶敌敌畏。任玉岭坐不住了,立即着手在医疗问题上调研。后来,任玉岭发现看病难、看病贵,很多情况下是利字当头,消极腐败造成的。他迅速写出提案:《降低医药售价,改善保健环境》、《遏制医疗腐败要标本兼治、惩防并举》等。对此,中央电视台敬一丹、董倩都邀请他到《声音》和《央视论坛》做客,进一步的宣传。后一篇的文章还通过《求是内参》,直接放到了中央领导的案头。此后,任玉岭又写出《医疗改革:重在解决贵和难》、《医疗改革需要五个转变》等。他关于医疗的建议通过政协大会提出并被新华社报道,全国265家媒体竞相转载。2006年,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要突出抓好医疗卫生工作。此外,他这些年除了亲自带领政协考察团和国务院参事考察团在国内国外进行考察外,他还多次作为李贵群、孙孚凌、杨汝岱、罗豪才、李蒙、胡富国、钮茂生、高占祥等的副手带全国政协视察团到各地视察,他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同志的赞誉,并与他们成了好朋友。
      任玉岭认为:做一个好的公仆必须要去掉一个“私”字,并重视“认真”两个字,方能把工作做到点子上。只有情为民所系,才能利为民所谋!任玉岭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建言包括了“关注三农”、“义务教育”、“医药卫生”、“住有所居”、“社会发展”、“西部开发”、“奔向城市”、“国企改革”、“民营经济”、“农业产业化”、“资源环境”、“科技创新”、“区域发展”、“社会和谐”等十四个领域。这些问题他都做过很多研究报告和建议,其中义务教育免费和取消农业税早已经成了政府的决策,广大的人民享受到福祉。有些问题已经解决和落到了实处。有一份统计,在任玉岭的生涯中,已出版翻译书籍5部、专著9部、参与撰稿的书籍30多部,发表各种社会前沿问题700多篇。同时,被12所大学聘为教授;被40多种杂志聘为主编、顾问或者编委;被10多个学会聘为名誉会长、会长、副会长;还被20多个城市聘为经济发展顾问。
       为什么任玉岭工作起来废寝忘食?为什么他年过古稀依然没有停下自己的脚步?为什么两会时有记者在人民大会堂门口大声呼喊“哪位是北海的任市长”?为什么国内清华、北大、人大等高校和美国、新加坡等国家都邀请他去演讲?为什么他有敢于直言的勇气和正气?……为什么他的眼里常含深情和泪水?因为他对这块土地爱得深沉、对我们的国家爱得深沉、对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爱得深沉!沉甸甸的责任感让任玉岭看到并提出和老百姓休戚相关的问题,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这是他内心深处充满着对老百姓的爱,对国家和社会的情,并已经深深的融入了他的血液之中。
 
      八、中国书法传承之人


          书者,性也!率性而书,洒脱自如。书者,心也;随心而书,其情亦真。北宋郭若虚的一句名言:“人品既高,气韵不得不高”。一个人见识深广,学识渊博,会由内而外散发一种独特的气质,那是浓妆艳抹不来的,是乔装改扮不到的,它是一种在优良品德的前提下,一种深沉内涵,一种闪光思想,一种璀璨的光芒。
        只有亲身看到,才能体会到任玉岭书法作品的大气磅礴、龙飞凤舞、气势逼人的视觉冲击力和艺术感染力。品读任老的书法作品,字如其人,大气磅礴不拘一格,可谓“阅历、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 他的书法作品,有的如行云流水,流畅自如;有的又像险峰陡石,气势磅礴。他的书法风格豪放而不失韵味,大气、潇洒而富于创新。这应该与他丰富的经历、行遍千山万水并饱读诗书有一定的关系。作品除了具有功力之外,还有令人品之不尽的“韵外之致”。
        任玉岭从1944年到1948年天天练字,大楷、小楷为必修课。
       他虽然几十年没有没有动笔,但动起笔来就不同一般。今天,他的书法作品不仅被五六十种报刊进行刊载,而且在多次展览,包括在台湾的书展中,获得金奖和一等奖。他被评为一级书法师和“中国书画传承艺术家”。任玉岭的书法之所以受到各方面的赞许,一是因为他有实实在在的童子功,从小老师要求严格,如握笔不紧,被老师抽走,那可是要挨板子的。小时候的任玉岭,曾多次挨了板子,小手被打肿。二是起点高。是他特有的机遇能够同欧阳中石、吴冠中、侯德昌、高占祥以及众多爱好书法的将军、部长有较多接触,受到了耳濡目染的熏陶和指点。像欧阳中石看到他写的书法后说,“写字,不是练,而是学”。北京大学的中国书法大师金开成教授和中国书画艺术院院长石松先生,都专门对任玉岭的书法进行过点评和指导。三是阅历广、朋友多。任玉岭在学习书法期间收到两百多本集古今之大成的书画集。众多不同类型的名家书法,任玉岭都认真的翻阅和学习。对书法集中的每个字的多种写法进行分析、评判、最后根据自己的审美进行选择。四是贤内助夫人的帮助。任玉岭的夫人学习过五年的专业书法的课程。她给任玉岭详细的讲述书法的章法和规则以及虚实、大小、粗细、浓淡、干湿、疏密等具体的要求。
      除了上述的四点原因外,笔者认为更重要的原因在于任玉岭自身的家国情怀和传奇经历!《颐园论画》云:“书画清高,首重人品。品节既优,不但人人重其笔墨,更钦仰其人。”(清)朱和羹《临池心解》曰:“书学不过一技耳,然立品是第一关头。品高者,一点一画,自有清刚雅正之气。”书重人品,是对书家的基本要求,品学兼长也是书家要具备的基本素养。黄宾虹曾说:“人品的高下,最能影响书画的技能。讲书画,不能不讲品格,有了为人之道,才可以讲书画之道,直达向上以至于至善。”曾有一位素不相识的书法家张鹤玲,在看了《光明日报》的刊登的褒奖任玉岭的文章后,从千里之外给任玉岭寄出了书法增词:“责在人先,利居人后,殚精竭智,呕心沥血,肝胆相照,奉献赤诚。”这是对任玉岭崇高的品质最真实的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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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人民出版社在全国遴选60明书画艺术家,为他们出版了书画专集,后来又在这60人当中选出10个专集汇编为《当代艺术名家》,他们是艺术名家沈鹏、欧阳中石、吴冠中、范曾、靳尚谊、刘大为等,任玉岭也在其中。
任玉岭认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血脉。一个民族若没有文化的繁荣,就不会有民族的复兴。中国书法的历史渊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体现,是中华文化的瑰宝。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人们不太注重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了,很多的学生连汉字都写不好,这是非常可怕的。试想,一个国家没有自己民族的东西,那将是一个什么样的后果?现如今,低俗文化和媚俗文化充斥着我们的文化市场,充斥着我们的精神领域,这正是我们丢失自己传统文化而带来的后果!书法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所在,是民族魂!我们必须书法的传承和弘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