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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历史上儒学在东亚国家和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滕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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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对中国历史和中华文明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而当它传播到亚洲、欧洲及世界其他地区,并同那里的文化相融合,又成为世界文化的一个重要源流,对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就是说,儒学虽然发源、形成于中国,但早就超越了中国的地域,成为一种国际性的文化。中国人民对儒学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对儒学的传播与发展也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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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亚洲国家的重要成员,很早就同相邻近的亚洲各国发生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交流并相互影响。儒学也很早就传到亚洲首先是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并形成了带有本国本地区特色的儒学,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关于历史上儒学在朝鲜半岛的传播与发展

1485年朝鲜编写的《东国通鉴》记载,早在公元前11世纪,中国西周时的箕子就率领“五千人入朝鲜”,中国的诗书礼乐“皆从而往焉”。在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燕、齐、赵等地的人们多有前往朝鲜半岛者,他们把中国的物质文化和儒家的礼乐文化也带到了那里。到了西汉时期,儒学的经典著作《论语》传至;了朝鲜半岛。从那时起,在其后的两千多年里,中国同朝鲜半岛在儒学文化上的相互交流日益广泛和深入。

在中国西晋时期,朝鲜半岛的高句丽于公元372年建立太学,施行以儒学为主的教育。到了中国隋唐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由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分立到新罗的统一。在统一前的高句丽,由中国传入的典籍就有《五经》以及《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当时的百济也由中国传入了《五经》、子、史”。在新罗统一朝鲜半岛以后,儒学文化继续在半岛传播。公元682年,新罗设立“国学”,对学生教授《五经》和《论语》。新罗国王亲自到“国学”听讲,唐玄宗称其为“君子之国”。737年,唐玄宗还派遣一个叫邢的学者出使新罗,主要任务就是去讲授儒学经典,并使那里的人们了解中国的“儒学之盛”。在新罗统一时期,朝鲜半岛到中国的留学生日益增多,仅837年一年前往唐朝的留学生就多达200多人,参加过唐朝科举考试并贡科及第者58人,他们回国后对推动儒学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其中最有名的留学生是崔致远,他在唐朝为官多年,回国后成为朝鲜半岛的儒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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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唐朝末年和五代十国时期,朝鲜半岛经历了由“新罗统一时期”到“高丽统一时期”的转变。高丽太祖王建于公元936年统一朝鲜半岛后,重视兴办学校,以教授儒学经典为主要内容;其后的光宗推崇以儒治国,在中央设“国学”,地方建“乡校”,并推行科举考试;成宗曾多次派人到中国北宋的国子监学习儒学典籍,并于公元992年建立国子监,这就是后来的成均监、成均馆,成为儒学教育和研究的专门机构;睿宗亲临国子监主持讲经,开尊经讲学之风。整个高丽朝时期,奉行“以民为本”、“政在养民”的以德治国思想。安垧、白颐正、李齐贤、李穑、郑梦周、郑道传、权近等是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儒学名家。1290年,安垧从中国将《朱子全书》的抄本带到朝鲜,从此理学思想逐渐成为朝鲜半岛上儒学教育、研究和践行的核心内容。

公元1392年,李成桂建立了朝鲜王朝,实行以儒立国的指导思想。此后朝鲜王朝的历代君王都遵循这一指导思想,将以程朱理学为核心的儒学思想奉为治国理政的圭臬。在朝鲜王朝的五百多年间也是名儒辈出,金宗直、郑汝昌、赵光祖、李退溪、奇高峰、成牛溪、李栗谷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坚持发展同本土文化相融合的具有朝鲜半岛特色的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并将具有自身特色的儒学思想应用到国家、社会治理和个人修养中去,在朝鲜半岛早已成为传统并传承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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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历史上儒学在日本的传播与发展

据史载,公元3世纪末,朝鲜半岛的王仁将《论语》传入日本,并帮助日本设立五经博士。当时应神天皇的太子还拜王仁为师,“习诸典籍,莫不通达”。这是有记载的儒学传日之始。大体上在隋唐以前,中国同日本的文化交往主要是通过朝鲜半岛的学者进行的,所以在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中朝鲜半岛曾起过桥梁作用。在隋唐以后,日本同中国的文化联系,则主要是通过双方人员的往来而直接进行的。

中国的隋末唐初是日本的推古天皇时期,天皇的圣德太子曾依照儒学的“德、仁、礼、信、义、智”等思想,制定17条宪法,对日本社会进行改革。据史书记载,日本派往中国的遣隋史有三次,遣唐使有十多次,而随使者前往中国的还有大批留学的学生与僧人。遣唐使的成员,最多的一次达到651人,最少的也有120人。在中国隋唐时期,中日文化交流形成了第一次高潮,留下了许多盛事佳话。比如,公元印7年,随日本第一批遣隋史到中国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留学僧旻,他们目睹了隋朝的败亡和唐朝的兴盛,回国后都担任了天皇的顾问——博士。645年,在他们的协助下,孝德天皇主持进行了著名的“大化革新”。所谓大化革新,就是借鉴中国儒学的“大一统”思想和唐朝的律令制度,在日本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又比如,借鉴中国汉字形体对创制日本文字有功的吉备真备,在唐玄宗时曾留学中国17年,他对中国的儒学典籍和历史、法律的研究都很有成就。又比如,浸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的诗、词、歌、赋、小说等文艺作品以及书法、绘画和其他技艺文化,通过日本来华的学生和学者,也大量传播到日本,对日本文艺和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影响。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即晁衡,同李白、王维等唐代大诗人的友谊,更是传为中日文化交往的佳话。

中国宋代以后,中日文化交流继续向前发展,特别是到中国明清时期亦即日本的江户时代,中日文化的交流进入了第二次高潮。江户时代就是德川幕府当政时期。德川家康创立幕府之初,就确定儒学为日本的官学,他本人富有儒学修养,曾亲自召集学者讲授儒学和中国文化典籍,并主持刊行《孔子家语》以及《群书治要》、《贞观政要》、《六韬》、《三略》等文化典籍,以此作为教化人们和治理国政的参鉴;第五代将军纲吉曾在幕府设立儒官,亲自讲解《论语》;第八代将军宗吉进一步推行“儒学治国”。江户时代日本儒学的兴盛,是同那时中日海上贸易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海上贸易促进了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历史文化在日本的传播。从1693年至1803年的一百多年间,通过商船运进日本的中国文化书籍就达4181种之多。可以说,日本江户时代的教育和学术文化基本上是以儒学为中心的,儒学成为当时日本社会发展的重要思想指导。

关于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传播到日本,对日本历史上的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所产生的影响与作用,日本历代著名学者曾发表过很多评论。他们认为:经过不断吸收中国文化的优点,“经过整理提炼,咀嚼融化,终于在平安中期以后,产生了优美、典雅的日本文化”,“中国在前进,日本也在前进”。日本近代汉学大家内藤胡南指出:日本文化“是和中国古代文化一脉相承的,要想知道日本文化的根源,就必须先了解中国文化”;日本当代汉学大家岗村繁也指出:“日本文化是在中国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学习和传承中国古典文化与思想,日本才能保持住自己独特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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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历史上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

越南的古代历史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越南史书所称的北属郡县阶段;二是越南独立建国阶段。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五岭以南地区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其中象郡包括今天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当时这个地区一个叫李翁仲的人,就曾前往咸阳学习儒学典籍。在赵佗建立的南越国时期,儒学文化在越南今天的中北部地区已经传播和践行起来。史书上说的“文教振乎象郡,以诗书而化训国俗,以仁义而固结人心”,就是证明。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并在今越南的中北部建立交趾、九真、日南三郡以后,儒学文化在越南地区进一步流传开来。到东汉初年,交趾太守锡光、九真太守任延,在其所治地区坚持进行“导之以礼”的儒学教育。三国时担任过交趾太守的士燮精通《左传》、《尚书》等儒学典籍,在他治理交趾期间,中原大批文人儒士也前往投奔,通过他们的传经弘道,推进儒学的教育、传播和应用,交趾地区出观了“化国俗以诗书,淑人心以礼乐”、“四十年境内无事”的局面。进入隋唐时期,儒学在包括今天越南中北部的岭南地区又得到了新的发展。越南地区的姜公辅、姜公复、、廖有方均进士及第,其中姜公辅还当过唐朝宰相,被誉为“千古文宗”。唐朝的达官名儒褚遂良、杜审言、沈俭期、宋之间、刘禹锡等都先后流寓越南地区,王勃的父亲王福畴还任过交趾令,他们都为越南地区的儒学传播与发展作出过贡献。

公元939年,吴权建立吴朝,宣布独立;到968年,丁部领统一越南地区,建立大瞿越国,从此越南进入独立建国的发展阶段。在越南建国初期的吴朝、丁朝、前黎朝三个朝代,实行“崇佛抑儒”政策,但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践行并未停止。1009年建立的李朝和1226年建立的陈朝,推行“儒释道并尊”,儒学的地位得到提高。李、陈二朝的当政者将儒学作为治国安邦的政治思想支柱。1126年李朝曾举行过盛大的贺《五经》仪式;陈朝时期的越南,从中央到地方成立了国子监、国学院、大学及书院、府学,全面推行科举选官制度,儒学文化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陈朝的著名儒士朱文安,毕生从事儒学教育与研究,著有《四书说约》,被颂为一代“儒宗”。1400年胡季犛建立胡朝,实行“限佛尊儒”政策。胡季犛还亲自著《明道》、译《书经》、编《诗义》,推动儒学知识的普及。

1428年黎利建立后黎朝后,越南进入“儒教独尊”时期。黎利即黎太宗规定每三年进行一次科举考试,所有试场都要考《四书》:并在全国刻印《四书大全》。黎圣宗则在越南全面实行以儒学为中心的政治、立法与文化教育政策。儒学的兴旺推动了史学、文学的繁荣,贯穿着儒学思想的著名史书《大越史记全书》就是这个时期由史官吴士连撰修的。l778年建立的西山阮朝,继续推崇儒学,以著名儒学家阮涉为院长的崇政学院,曾组织学者把《小学》、《四书》翻译成字喃,并刻印成《诗经解音》,以便于人们传颂。l802年阮福映建立的阮朝,是越南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阮朝继续实行“儒教独尊”的国策,儒学从北到南推广至湄南河三角洲,践行于越南全境。阮朝的明命、绍治、嗣德诸帝都亲自研究儒学。阮朝初年的儒学名家范登新著有《大学衍义》,另一儒学名家汝伯仕著有《易系解说》、《大学圆谈》。由阮朝国史馆编纂的《钦定越史通鉴纲目》、《大南实录》、《大南列传》等,均以“儒家精神为主论之旨”,成为研究越南历史文化的必读书籍。在阮朝时代,可以说越南的儒学研究、教育和传播、应用都达到了极盛之时。

关于儒学由中国传入越南后,对越南历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越南学者发表过很多有见地的看法。他们认为:第一,儒学在越南的传播与发展,对越南的独立建国和治国理政,发挥过重要指导作用。胡志明国家大学教授阮玉诗说:“作为中国历史上官方社会政治思想的儒教传入越南以来,一直为越南本土文化补充了极为重要的文化因素”,“直接支配越南封建社会思想体系的形成,直接参与国家组织和国家管理”。第二,儒学在越南社会通过千百年的教育和传播,已沁润和融化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从越南历史文献关于“家谱、乡约、族规、家训、家礼、家约等等的记载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出儒学思想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这种普及性的影响”。第三,儒学文化也是越南近现代革命的一个思想来源。越南的革命领袖胡志明就说过:“孔子学说的优点在于个人道德修养。”而且他通过借鉴儒学的道德思想,并加以改造创新,提出了越南的四项革命道德:“勤、俭、严、正”,提出了“忠于国”、“孝于民”的新的忠孝思想。越南学者认为,儒学传入越南后,同越南本地的文化相融合,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比如,对儒学典籍采取用越南创制的字喃进行注音、翻季、解释,就是越南儒学的一个创造。河内国家大学教授阮金、山说:“越南儒学文献源之流长”,“是儒学在越南本地化的结果”,“是东亚儒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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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历史上中国同东南亚地区的交往和儒学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与发展

在中国西汉时期,中国同越南以外的东南亚其他地区,也已开始有某种程度的接触化交往了。据考古发现推断,公元前l世纪在今天印尼的苏门答腊就有来自中国的人定居。从两汉以后,随着海上丝绸之路和陆上交通的拓展与畅达,中国同缅甸、柬埔寨、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等东南亚地区的交往与联系,日三加强和紧密起来。这种相互间的交往与联系,主要是通过两方面的渠道进行的:一是通过相互间的使节、官员、学者、僧人的互访进行的;二是通过相互间人们从事的经贸三来和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进行的。

关于相互间的使节、官员的往来。从中国方面说,三国时吴国出使的官员朱应、康泰,南宋时出访的官员周去非,元朝时出访的周达观和航海家汪大渊,他们曾先后到过属于今天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的一些地区,归国后分别著有《吴时外国志》、《岭外代答》、《真腊风土记》、《岛夷志略》等书籍,记述了他们所到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及风土民情情况。从东南亚地区方面说,史书上关于他们的使节、官员前往中国的记述也相当不少。在中国东汉时期,属于今柬埔寨境内的究不事邑豪、今缅甸东部的掸国国王、今印尼境内的叶调国国王,都曾遣使前往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在中国唐朝时期,从公元620年左右的唐高祖时到870年左右的唐懿宗时的两百多年间,属于今缅甸境内的骠国、今柬埔寨境内的扶南和真腊国、今马来西亚境内的盘盘国、今印尼境内的室利佛逝国等等,都曾几次或多次遣使入唐访问。其中,公元801年骠国国王雍羌派遣王子率领骠国乐团一行30多人访问中国,向唐德宗君臣献骠国乐12曲,在长安宫廷中演出数日,曾轰动一时。诗人白居易在观看演出后写了一首《新乐府,骠国乐》,说是“雍羌之子舒难陀,来献南音举正朔”。唐德宗还致信雍羌,以示“柔远”之意。在中国唐代以后直至明清时期,东南亚各地区的使节、官员以至国王前往中国访问的事例,就更加不胜枚举了。

 

关于相互间的学者、僧人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在东晋末年,高僧法显到印度取经,返国时曾在今印尼境内的耶婆提国逗留了5个月,进行讲经活动并了解当地的风物民情。唐代高僧会宁曾前赴今天印尼的爪哇、三佛齐学佛与弘佛,另一位唐代高僧义净也到印尼地区访问过,并在三佛齐居住达10年之久,与他同时到印尼的僧人有近20人。中国学者出访或出使东南亚地区,千百年间也是所在多有。中国晚清时的两位著名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就曾先后到过新加坡地区。左秉隆在新加坡长达10年,他组织当地学人研究儒学典籍,对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黄遵宪在新加坡期间,曾组织“图南社”并亲任督学,指导华人学子研读中国古代经典,探讨儒学思想和当地的社会问题。

关于相互间的经贸往来和人们寻找谋生出路的往来。以中国方面为例,从两汉直至明清,中国历朝历代到东南亚经商、谋生的人络绎不绝,而且越往后越呈现出与日俱增之势。特别是到1516世纪至1819世纪形成了高潮。据史籍记载,通过经商和就业谋生并逐渐在马来西亚地区定居下来的华人,在槟榔屿18世纪中期就已有1400余人,到18世纪末增加到3000人,到19世纪初已达到7000余人;在马六甲定居的华人,18世纪末期已超过了3000人。在印度尼西亚地区,中国唐朝时就有一批为躲避战乱而到海外谋生的中国人,最终在苏门答腊定居下来。中国元朝时,爪哇的望加锡、勿里洞等地已出现华人居住的村落;中国明朝时,在巨港地区定居的华人已不下l万人。到1860年印尼的华侨华人已有22万,1880年增加到34万,1900年达到53万。

在中国同东南亚地区两千多年的交往中,结成了相互学习、共同进步的友好邻邦。其相互的人员往来和政治、经济交往,必然带动和促进相互的文化交流。中国从东南亚地区的文化中吸取了很多有益的成分,而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国历史文化在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对这一地区的社会发展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统观起来,儒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在东南亚地区进入兴盛和高潮时期,是到1819世纪了。1840年后,中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下,国家积贫积弱,人民苦难深重。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被迫前往东南亚地区的人空前增多。这些人大多是为了谋生,也有的是去经商,有的是从事学术文化活动,还有一些人是为了中国的救亡图存,前往东南亚地区寻求政治、经济的支持力量。华侨华人大量聚集于东南亚地区的情形,从前面讲到的马来西亚、印尼地区在这个时期的华侨华人人数的统计中就可以看出。随着华侨华人的急剧增加,讲读儒学典籍和传播中华文化的各种形式的华人学校大量兴办起来,华人学者的学术文化活动也普遍开展起来。

儒学的发展与兴盛,首先表现在儒学教育和儒学研究上。儒学的传播和应用,是以儒学的教育和研究为基础的。在儒学教育方面,又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进行的。以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为例,在1819世纪的不少华人社区,先后兴办了一批包括义学、私塾、书院、书社的旧式华文学校。1815年在马六甲地区已有9所华文私塾,约有学生1106多名;1820年左右在槟榔屿地区有4所华文学堂;1829年在新加坡地区有3所华文私塾;1849年和1854年,马六甲的华侨陈金声先后在新加坡创办了崇文阁私塾和萃英书院,他还于1889年在槟榔屿创办了南华义学。到20世纪初,一批新式的华人学校也先后兴办起来,如“孔教会中华学校”和“乐育”、“中西”等学校。在旧式学校中,充满着儒学文化的教育色彩,崇文阁就明确以“读孔圣之书,究洛闽之奥”为宗旨;在新式学校中,儒学知识的教育也是重要的内容。无论旧式的还是新式的华人学校,作为儒学文化教育和传播的基础渠道,为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华人社区儒学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在儒学研究方面,前面已经讲到19世纪末中国学者左秉隆、黄遵宪在新加坡的儒学研究中所起的推导作用。与这两人同时期,在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儒学研究和传播中作出过独特贡献的,还有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著名华人学者。邱菽园以传播儒学和中华文化为己任,于18961897年接连创办丽泽、乐群书社,稍后他又同林文庆等人一起倡导,通过创办学堂开展儒学研究,一时间各方响应,蔚为风气。邱菽园在1898年还创办了《天南新报》,发表了大量宣传儒学思想的文章。1900年该报曾连续发表当时到新加坡的广东学者王晓沧和晚清著名诗人丘逢甲的文章,在东南亚的华人社区中“引起了震撼”。将通过兴办学堂进行儒学研究同通过创办报纸进行儒学宣传结合起来,以促进儒学文化的兴盛,这是当时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儒学发展的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和白话文翻译、诠释儒学典籍以及编写儒学知识读本结合起来。在这方面,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几位学者用力最勤、贡献尤著。张克诚认为,“孔子之教,简编浩瀚,虽老师宿儒,皓首研求,尚苦于不得要领,况农工商贾乎?”为了使儒学的道理让识字者“一见便知,转相传述”,他用白话文编写了《孔教摄要白话》,成为东南亚最早的白话儒学读本。李金福在当地被称为“华人马来语之父”,他的《至圣孔夫子传》是第一部用马来文撰写的介绍孔子的专著。郭德怀兼通中文、马来文和英文,他用马来文翻译了《大学》、《中庸》,并撰有《至圣先师孔夫子》等读本。第三个特点,是将儒学教育、儒学研究同用当地文字翻译沁透着儒学思想精神的中国古典通俗小说结合起来,以增加人们对学习儒学文化的兴趣。在这方面,出生于槟榔屿的华人学者曾锦文作出的成绩尤为卓著。他历时5年用马来文翻译出版了全本《三国演义》,同时还译有马来文本的《水浒》、《西厢记》、《隋唐演义》等中国古代小说。以上这些特点,充分体现出了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在推动儒学教育、儒学研究中的创造精神,也充分表明了他们对儒学文化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地区的传播和发展中作出的重大贡献。

(五)几点历史性启示与认识

从两千多年来中国同东北亚、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从儒学传到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并不断丰富发展的历史回顾中,我们可以得到一些什么样的历史性启示与认识呢?下面讲几点个人的看法,请各位专家学者一起切磋和指正。

第一,要充分认识以儒学为主要文化标志的东亚文明的历史功绩。人们常常把东亚文明与欧洲文明、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加以比较和区分,就是因为东亚文明、东方文明的文化是以儒学文化为重要内容的,有着与欧洲文明、三了文明的文化不同的独有特色和独特优势。这种被人们称之为“东亚儒学文化圈”的东亚文明,是由中国同所有东北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共同创造、培育和发展起来的,它长久地屹立于人类文明之林并不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进步贡献出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因而享有举世同钦的盛誉。这是东亚人民共同的光荣与骄傲。中国唐代学者孔颖达对“文明”的意义曾作过这样的诠释:“经天纬地日文,照临四方日明。”这是任何一种伟大文明所具有的历史意义之所在。东亚文明其“经天纬地”、“照临四方”的光芒,不仅照临于东亚和亚洲地区,也照临于世界各方;不仅垂功于往昔,也泽惠于今天。千百年来东亚国家在经济、文化、社会发展中所取得的一切进步和巨大成就,早已证明了这一点;现在世界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把解决当今世界经济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许多问题与难题,寄希望于从儒学文化中找到启示、智慧和致治之方,仍在继续证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把传承了几千年的儒学文化珍惜好、应用好、发展好,使之不断发扬光大,使它所蕴含的社会哲理和治世智慧继续造福于东亚、亚洲和世界人民。

第二,任何一种文化只有在不断传播之中,通过同其他文化的互学互鉴,才能取得持久的发展。无论哪一种文化,也无论它产生在哪里,都会有自己的特点和优点,而且都是在流动、开放中得到传承和发展的。如果自我封闭和禁锢,其生命力也就丧失了。只有通过跨越时空的不断传播与开放,不断地吸收其他文化的有益养料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才能保持自己的优势,才能增强自己的生机与活力,才能持久地发扬光大。这是一切文化发展的客观规律,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儒学文化从中国产生以后,经过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地区的广泛流传,从而形成和发展为独具特色的东亚文明的文化标志,这一历史事实就充分证明了这一规律。

第三,引进和吸取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必须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并同本土文化相融合,方能取得成功。儒学文化从中国传入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进程说明,无论是朝鲜半岛、日本还是越南和东南亚其他地区,他们都注意结合自己的社会文化实际来学习和应用儒学思想,并根据自己实际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创新,从而赋予儒学以本国本地区特色,使之在当地不断生根、开花、结果,成为本国本地区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这也是儒学在东亚各国各地区的发展中,能够长久地发挥作用的根本原因和真谛之所在。今天我们在推进儒学在国际社会的教育、研究和传播、践行过程中,更应把这种结合实际学习和应用儒学的基本经验运用好,使之成为儒学继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第四,要把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同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使之相辅相成和齐头并进。物质文化是精神文化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条件,精神文化担负着满足人们精神需求的使命,同时它又服务于和支持着物质文化的发展繁荣。二者的相互关系是如影随形、不可分割。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交往的历史昭示我们,自古以来,不仅彼此之间使者、官员、学者的往来为儒学和其他文化的传播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彼此之间的经济商贸往来也为之作出了重要贡献。各国各民族的文化交流往往都是先从物质文化的层面开始的。而物质文化的交流,必然带动精神文化的传播。历史上中国精美的丝绸、瓷器、茶叶以及造纸术、印刷术、火药、指南针等物质技术产品,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输往世界各地,同时也向世界各地传播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思想文化。日本江户时代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与发展,同当时中日海上经贸交流的发展与兴盛,就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同样,1819世纪在马来西亚、印尼等东南亚地区,华侨华人发展经贸事业同发展儒学文化事业,也是相互促进、相辅相成的。毫无疑义,今天我们在推动儒学文化在国际社会的传播和发展进程中,也应充分发挥物质文化的交流与发展对促进精神文化的传播与发展的重要载体作用。事实上各国各地区都是这样去做的,许多企业家纷纷加入发展儒学文化事业的行列,正在成为儒学文化传播与践行的重要推动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

第五,坚持按照不同事物之间和谐共存和不同国家之间和平共处的原则办事,是儒学文化的本质要求。儒学有一个重要哲学思想,就是“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就是不同事物和谐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通过相互交融和转化,又产生出新的事物和谐共存的新的统一体,由此不断推动事物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就是“和实生物”的客观法则。中国先秦时期诸子思想的“百家争鸣”的共同繁荣局面,以及两汉以后的儒、释、道并立同尊的文化局面,都说明了这一点。儒学还有一个重要政治思想,就是在处理国家、邻邦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主张“协和万邦”、“以和为贵”、以德为邻、和平相处。《左传》说:“亲仁善邻,国之宝也。”这种宝贵的思想和原则,应该永远维护和坚持。综观中国同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在古代历史上所以能够长久地坚持相互尊重、相互学习、共同进步,能够使和平相处成为相互关系发展的主流,这是同儒学文化的广泛传播及其思想引导密切相关的。16世纪末到中国传教的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在谈到中国的郑和下西洋、成为和平友好的文化使者这段历史时,曾经这样说过:“这一点似乎很出人意料,在一个可以说其疆域广阔无边、人口不计其数、物产多种多样且极其丰富的王国里,尽管他们拥有装备精良、可轻而易举地征服邻近国家的陆军和海军,但不论皇帝还是他的人民,竟然都从来未想到去进行一场侵略战争。在这方面,他们截然不同于欧洲人。”现在已成为举世公认的处理国家关系的唯一正确原则,即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就是由中国、印度、缅甸共同倡导并经过l955年的万隆会议昭示于全世界的,这一著名原则其所以发端于亚洲和东方,也决不是偶然的。总之,“亲仁善邻”、“和平共处”,是儒学文化和东亚文明对人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大贡献。应该让这块思想宝镜永远照临于正确处理东亚、亚洲和世界各国相互关系的历史长河之上。

第六,儒学研究者肩负着儒学教育、传播和践行的历史重任。中国宋代著名儒学家、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曾经说过:“学者亦有当务。”就是说,学者们除了学术研究之外,还有一个“当时之务”,就是应该通过讲学、讨论、编写普及性读本等形式,把儒学等历史文化的典籍与研究成果所包含的思想精华,广泛地传播到官员和民众中去,应用到当时的国家和社会治理中去。朱熹是这么倡导学者的,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他付出巨大心力撰写的《四书集注》,成为了中国宋代以后各个朝代以及不少东亚国家的官员、学者、学子和其他人们必读的儒学读本;他还先后到当时中国的一些著名书院参加讲学和学术讨论活动,传授儒学等历史文化的知识与思想;晚年他在中国福建省建阳地区的考亭还筑室授徒,创立了考亭学派。朱熹认为,“修缉礼书”只是学者之“一事”,而且是儒学经义的“浅表”之处,唯有将礼书用于治世安民才是“源本”。因此,他倡导州县官员要把当时通行的“政和五礼”结合各地实际加以简化,每年正月在城乡张贴,力求“使庶民尽人皆知”。朱熹倡导的这种“学者亦有当务”的思想与实践,在中国历史上的儒学学者和其他学者中成为一种共识与共行之道,许多学者都是集思想文化的研究者、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于一身。在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历史上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前面讲到的19世纪末马来西亚、新加坡地区的华人学者邱菽园、林文庆、张克诚、李金福、郭德怀、曾锦文等,不也都是一身几任吗?他们既是儒学的研究者,也是教育者、传播者、践行者。现在各国各地区许多致力于儒学文化事业的学者们,在传承和发扬这个优良传统方面做得都很好,他们在开拓国际儒学发展的新局面中充当了多面手,其贡献的智慧和力量也是各显异彩,令人可钦可佩!

陈启生先生和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的各位同仁,多年来坚持以“广深研究儒学,去芜存菁,创造转化,发扬光大”为宗旨,致力于“弘扬儒家学说,建设精神文明,再造社会伦理,促进日用常行”。他们为发展儒学文化事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而且坚持把儒学的教育、研究同儒学的传播、践行紧密结合起来,创造了许多新的可行经验,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我要借此机会,向马来西亚孔学研究会。向马来西亚所有从事儒学教育、研究、传播和践行的团体与个人,表示深深的敬意!

中国有句古语:“可久之业益彰,可大之功尤著。”儒学作为源远流长的历史文化伟业,作为世界文化园圃中的一朵永不凋谢的奇葩,其色彩与馨香必定是与日俱新和历久弥彰的;在传承和光大这一历史文化伟业,共同构建当代国际儒学的精神嘉园中,所有的儒学学者和儒学工作者不仅可以大有所为,而且必定会日积其功而迈远尤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