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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吴有训教授给学生判卷说起

www.chinarushang.cn  中国儒商  作者: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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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947年中央大学吴有训教授亲笔填写的一组成绩单,分别是“普通物理学”学期考试评分成绩单、补考成绩单、学生成绩呈报函。(图片由作者提供)

  图 1947年中央大学吴有训教授亲笔填写的一组成绩单,分别是“普通物理学”学期考试评分成绩单、补考成绩单、学生成绩呈报函。(图片由作者提供)

  国立中央大学是南京大学的前身。1928年,江苏大学更名为国立中央大学,并在此基础上得到长足发展。民国时期,中央大学与北京大学齐名,并称中国最高学府,有“南有中大,北有北大”之名。中央大学得天时地利,可谓名士云集,心胸博大,学风严谨,成就者多。而吴有训教授即典型代表,其他同仁亦大体近之。

  享过人之誉者,必有过人之处。此文展示的是1947年中央大学吴有训教授亲笔填写的一组成绩单,包括“普通物理学”学期考试评分成绩单、补考成绩单、学生成绩呈报函。围绕这三份学生学期考核成绩单,再综合笔者已收藏的一批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中央大学文理科的评分成绩单,拟就民国时期学期考试制度的一些值得借鉴的问题,得出如下三点结论:

  其一,民国时期高校普遍注重学期平均分数,并作为学生学期最终考核成绩。所谓学期平均分数,即期末考试分数与平时成绩之和。根据《大学规程》第十五条规定,平时考试由各系教员随时举行,每学期至少举行一次。平时考试成绩须与听讲笔记、读书札记及练习实验实习等成绩分别合并核计,作为平时成绩。如果任课教员填写评分成绩单,缺学期平均分数,又未在备注栏说明原因,校注册组则以无成绩论处,且以后不再补正。可见,那时高校考核学生的成绩,并不只是以期末考试分数多少,就能一锤定音,而是要结合学生的平时成绩,综合考量。

  其二,判分十分严格,学生成绩六七十分者居多。根据《大学学则》的规定,学程考试成绩按百分制计算,60分为及格。不及格的学生,成绩在40分以上者,得补考一次;不满40分,不得补考。补考在第二学期开学后一星期内举行,补考分数,不得打满分,一般按九成计算。我翻阅了一批中央大学文理科成绩单,无论是文科还是理工科学生的考核成绩,看不出教员在判分上有任何“人情分”。评分的总体情况,90分以上者罕见,60分以下(不及格)者也是少数,60分至70分者居多。如,1940年中央大学中文系汪东教授开设“专家词”课程,参加学期考试有17名学生,最高成绩75分,有4名学生成绩不及格,均为50分,不及格率占四分之一。中大理工科判分,不像文科有灵活的余地,故更严。如,1947年,物理系教授吴有训开设的“普通物理学”课,30名学生学期平均分数,95分1名,80分以上2名,70分以上5名,60分以上9名,36分至58分12名,不及格率超过三分之一。随后,不及格的学生参加补考8人,其中70分以上3人,60分以上4人,最差的24分(见图、)。

  更令我感叹的是,名师计算分数的精确度甚至可达到小数点后的一二位数。如,1940年中央大学医学院教授童第周开设的“组织学及胚胎学”课程,15名学生的学期平均分数,最高分只有2名,分别为82.5分和82分;其他学生均为60-70分,分别为79.3分、79分、73.3分、73分、72.8分、70.8分、68.6分、68.2分、67.6分、65.3分、64.3分、61分、60.5分。计算分数计算到小数点后,已十分严格,而在点数上还要分出个三六九等,如此严谨,令人感慨系之,肃然起敬。

  其三,民国时期的高校,尤其是名校,大师坚持开设基础课,已形成一种传统。在20世纪上半叶,北大、清华、南开、中央大学、交大等名校,一直保持名师承担基础课教学的优良传统。据中国科学院院士邹承鲁研究员回顾在西南联大化学系学习期间,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大师上基础课。他说:“西南联大的传统就是:越是普通的课,越是高级老师教。系主任(杨石先)就教普通化学。我上普通物理,是吴有训教;微积分是杨武之教,他是杨振宇的父亲。反正越是普通的课,越是名教授教。”在这里,邹先生提到的两位大师—杨石先和吴有训,皆为各自学科领域的翘楚。

  杨石先教授是我国著名化学家、教育家、中国农药化学和有机磷化学研究的开拓者。1955年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1950年代出任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教授在西南联大担任化学系主任,并在1941年至1943年兼任教务长,校系日常工作繁重,占去他相当多的时间和精力,但杨教授仍亲自为本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化学课。讲课认真,对学生要求也十分严格,上课点名,进入课堂迟到10分钟,即作旷课论。

  吴有训教授是我国物理学主要奠基人,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1948年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1955年中科院首批学部委员(院士)。他从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教授到西南联大担任理学院院长;从1945年出任中央大学校长到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交通大学校长,一直保持讲授物理学基础课的习惯。他在中山大学担任校长期间,讲授物理学基础课,在教学的每个环节上,都十分认真、一丝不苟。如,1947年9月29日,在吴校长出席在墨西哥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会议的前夕,为补报学生童清华普通物理平均68分成绩,致函中央大学注册组(见图)。当我了解到吴校长即将代表中国出席国际会议前夕亲笔书写此函时,顷刻间有一种被震撼的感觉。本来,向校注册组补报一名学生的成绩,应是讲课老师分内之事,不足为奇。问题在于,校务忙,又面临即将出国有诸多准备工作要做的情形下,请系里教务部门代劳,应是件可以通融且轻而易举之事。然而,校长却坚持事必躬亲。这就是大师治学风格的真实写照。

  人们可能会提问:高校名师在各专业领域为何念兹在兹,热衷于基础课?答案很简单,因为大师深知打基础对培育学生成为杰出人才的重要意义。以抗战期间西南联大理学院为例,该院共设算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地理学五系,从1938年至1946年九年期间,毕业生共673人,有80人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学部委员),其中杨振宁和李政道是外籍院士、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有12人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其中郑哲敏、朱光亚为双院士)。联大理学院有90名毕业生成为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院士,这意味着每7到8位毕业生中,就产生一名院士。这个比例,表明了一个浅显的道理:培养英才如同构筑大厦,基础深厚,就能筑成坚固的大厦和培育出刚毅坚卓的知识精英。